Something bitter, something sweet.

如標題:舉辦「連宋反中賣台」座談會

哈哈哈...好好笑喔!!!這有座談會耶
那是要怎樣啦!!!哈哈哈...好好奇這個座談會怎麼開喔　

http://www.ind.org.tw/LIT_14.html

還是官網耶！！！ＯＲＧ　呵

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ｉ　ｓａｙ？　

哈哈哈．整個很想笑倒在地上．
活活笑死我．

整個就是個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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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進了研討會論文連結

有個邁向全球化．挑戰２００８
由各種人組合起來的好多個組別．文化社會．人類安全．．．ｅｔｃ．

我隨機下載文化社會
裡面是個壓縮檔．開了有好幾份文件．
都是和台灣有關啦！

我就挑了一份．第四章　欠缺台灣信心的教改
是個考試委員寫的

整個就．．．．我摘要一點好了．整個不知道要怎麼說

要建立「台灣意識」，首先，教科書必須全面的改寫，告訴下一代台灣不「僅只」是個復興基地，她也是個有歷史、有文化、有長久的未來，需要細心經營的「家」。歷史老師不只告訴小孩們玄武門事變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還要帶著小學生去看卑南遺物，走草嶺古道。地理老師不只告訴小孩子青海高原的氣候如何，更重要的是領小孩子們坐阿里山的小火車，觀察在哪一氣候有哪種植物。講解宗教時，老師不僅只談書本的儒、道、釋，他還要帶小孩子們到廟裡去，在香煙裊裊中告訴孩子們媽祖、土地公、七爺、八爺、城隍爺，究竟是怎麼回事。[1]
要台灣人民心中沒有台灣，只有中國，最狠的一招，就是命令各級學校學生填寫祖籍，不管多少代，一定要自認是來自「中國」。國府一再宣稱消除省籍觀念，骨子裡卻儘在幹仇視台灣人的措施。幸而一九八六年開始，規定身分證只寫「出生地」即可。但學生資料中卻仍要學生不要忘了「你來自海峽的那一邊」。

一九八七年大專聯考「中外地理」共四十二題中，有關台灣的只四題，而惡劣至極的是「中外歷史」科共三十二題中有關台灣的只有一題，在考試領導教學甚為嚴重的台灣四十年教育，出題方向無視「台灣」囂張到如此地步，教育那能「紮根」？

我的評語是：怎麼可以有這麼多情緒性字眼在裡面．
我看不到重點在哪！！整個不知道要怎麼說

我想如果是學者寫的應該會好點吧！！！哈　　我整個傻眼了．

－－－－－－－－－－－－－－－－－－－－－－－下為全文

欠缺台灣心的教改
林玉体/ 考試院考試委員　

任何改革，都是要改過去及現在之「非」，教育改革更應如此。台灣教育過去及現在之「非」，真是數之不盡，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台灣教育」竟然沒有「台灣」，既無「台灣」作教育內容，又怎能產生「台灣心」，讓學生及下一代甚至住於寶島的人會有熱愛台灣的情懷呢？從而保護台灣（國防），為台灣打拼（經濟），顧及台灣的面子（道德倫理），提升台灣地位（國際關係），以及為台灣揚名吐氣（文化）等層面，都不屑一談了。「台灣心」是台灣教育的核心，台灣教育之過去及現在最欠缺台灣心，因此教改若不重視這點，則任何台灣的教育，也就失去台灣的特色。換句話說，欠缺「台灣心」的教改，註定「失敗」無疑，且為「台灣意識」者所詬罵，也為台灣後代子孫所指責，即令「成功」，也不是「台灣」教改應歌頌之處。舉遍教育史上的改革例子，沒有不專指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欠缺台灣心的教改，等於是一個「空詞」，那有資格言及「台灣」的教改呢？教改成員未見及此，是目盲呢？還是欠缺政治敏感度，或無勇氣挑戰這核心議題。教育改革諮議書數百萬字，提到「台灣心」者萬不及一；不知又怎麼向歷史交代？

事實上，教改成員中具有台灣心者，絕無僅有；相反的，大中國意識者充斥。不幸，過去及現在，「大中國」恰好是「台灣心」的最大敵人。天下最愚蠢不過的教育政策，莫過於培養學生對敵人的好感，對自己的蔑視，台灣教育的此種現象，倒可以作為教育史上認賊作父的最大範本。教科書中對中國「文化」之讚美有加，卻對台灣「民俗」著墨太少；從「文化」與「民俗」二者名詞之使用，也可見貴中賤台的用意了！踐踏台灣心的時間長達百年之久，從1895年日本的皇民化教育，1945年以後的中國國民黨之黨化教育迄今，教改委員會成員竟然漠視它的存在，而政府當局竟然沒有網羅具有強烈台灣心者加入教改行列，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之事！
學生最感興趣的教材，就是與自己最有關的教材，因此鄉土教材應是教育的起點。學生一讀鄉土教材，有濃厚的親切感與溫暖感，印象也最深刻，並且其正確性如何也最容易印證。如果書中充滿遠在天邊的教材，只能憑想像，則只好窮背死記，這種教育的確是痛苦。

教材之本土化，就是台灣化。台灣化的教材最能培養台灣心，鄉土情。台灣的學生生活在台灣，應該認識台灣最清楚。日本退出台灣以後，中國大陸即有不少人渡海來台。中共佔領大陸前，大陸籍學生來台的更多，他們多半是大、中學生，小學生較少，他們容或對大陸故鄉心存懷念，但也一直住在台灣，他們的下一代更與大陸脫離關係。一九五０年以後，幾乎全部學生都在台灣長大。但是台灣住民使用「母語」最多也最久的「台語」卻不為在台灣長大的台灣住民所熟悉，國民黨政府還訂定苛法來消滅台語，台文更無生長空間。

台語，許多人以為是「閩南語」，國民黨官方更名之為「閩南語」，其實以中原漢人為中心而稱福建的人為閩南人，就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漢人自以為是人，非漢人就是畜生（如連雅堂稱清國人為「清生」）。「閩」是一種動物，門中有虫；稱台語為河洛話或福佬話，也不能彰顯台灣的主體性。台語就是台語，不必再稱什麼閩南語或福佬話（河洛話）了。其實現在的台語，已經很有台灣的特色，與福建話有很大的差別，與中國的「普通話」更懸殊，如台灣的morning call，中國的普通話是「叫床」。連雅堂早也指出，飯湯的「台語」，叫做「泔」，而台語的「尻川」、「湖口」、「搰力」、「拗蠻」、「停困」，皆含古意，已非現在的中國人常用的語句了。台語且夾有荷蘭語、西班牙語、日語、英語、法語等，因此台語是台灣的語言。雖然，台灣的語言有許多種，包括台語、客語、及原住民語；不過，既有台語，則台語只有一種。換句話說，「台語」與「台灣的語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會說的母語，叫做「台語」，猶如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會說的母語，叫做「普通話」。絕大多數的英國人會說的母語，叫做「英語」，但「英國的語言」，並非只有英語一種，但英語卻是只有一種一般。

在台灣，日本皇民化的教育進行「國語」（日語）教學，不准學生說台語；希望台灣學生認同日本文化，稱自己是日本人；國府接收台灣時，也大力推行「國語」（北京話）運動，不准學生說台語，違者罰錢、扣分、掛牌、勞動服務、或挨打。政府也希望台灣同胞不要自稱台灣人，要認同中國文化，而以中國人為榮。當日本政府要求台灣人歸化為日本人而台灣人也乖順的取日本名字時，日本人仍視台灣人為「非我族類」；同樣的，中華民國政府志在光復大陸河山，也加強台灣人的中國意識，但省籍的觀念仍存，大陸籍者歧視台灣學生，難道這是歷史重演。

一九五０年代的本土語言（台語）還不遭受全盤排斥的地步，當時的國語推行委員會還規定雙語教學，並「復興台語，充實國語」。當筆者於一九四六年入小學時，學校老師還用台語解釋教材，並以北京語及台語作為教學用語。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省政府命令各縣、市政府「嚴禁日語、台語教學」。一九四六年又通令各機關學校「在辦公時間，必須一律使用國語」，並利用各種方式來使學生或家長以說「國語」為高雅，說台語為粗俗；國民遂對台語產生自卑感。

一九六二年台灣首次出現電視節目，其中台語時段最為叫座，引來「衛道人士」的嫉妒及反感。一九七二年行政院文化局於十二月一日通令全台三家電視台（台視、中視、及華視）「減少方言節目時間，閩南語節目（包括電視劇、布袋戲、歌仔戲及廣告時間在內）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分兩次播出，午後及晚間各播一次，惟晚間的六時半的電視黃金時間內，閩南語節目限由一台播映」。一九七六年又對電台的用語作下列規定：「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 

由於中國政局之轉變，台灣幾乎住有大陸上各省的人民，大陸方言奇多。為了觀念之溝通及教育之普及，實施統一國語亦無可厚非且也是必要措施。國語之加強教學，是勢在必行。但台語也有台語之優點與特質，在推行統一語言之時，實無理由廢除或甚至消滅台語。台灣猶如美國，美國也住有世界各國人民，種族語言之多不計其數，「美國英語」之教學也是政府之規定，但美國政府非但不禁止別國移民說各自祖國的語言，還予以尊重。非美國人一方面學習祖國語言，一方面也熱衷學習美式英語，大家相安無事，也未見因此而增加種族之間的齟齬。國府嚴厲禁止台語的使用，倒在無形中增長了省籍歧視觀念，這是頗為不智的。

原來整個的教育環境在支配著教育之無法本土化。許多大陸籍人士對台灣相當無知，他們心中仍然以為台灣是個蠻荒之地，罔視日本政府及台灣同胞在台灣經濟及文化上的建設。依二次大戰後台灣的文經、交通、建設而言，大陸各省是瞠乎台灣之後的，戰後在上海所辦的全國運動大會，台灣獲總錦標並得數項冠軍，單從這件事實即知台灣領先大陸甚多。但是不少國府政要卻以主人的心態「君臨」台灣。「來台的政軍人員自視為征服者，而把台灣民眾看成漢奸，是當時的基本心態。台灣民眾由歡欣轉為失望、憤慨，終至怒不可遏，乃非歷史的偶然。」  二二八事變爆發後，不少台灣高級知識份子產生台灣獨立意識，並在日本發起台灣獨立組織。主張說台語難免有台獨嫌疑，讓台灣人徹底忘記台灣話，是「回歸祖國」的最佳手段。台語教學還不准在學校裏公然進行，但背地裡教師之交談或教師之商議，使用台語卻也常見，尤其是在中、南部為然。台灣先賢張深切說：「我們為什麼不能講台灣話呢？鳥兒有鳥兒的話，猴猻有猴猻的話，牠們都能說牠們自己的話，為什麼我們倒不如動物，不能說自己的話，說了便要受處罰，這太豈有此理！」 

黨化教育就是思想教育，中國國民黨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就是希望台灣的學生心中只有中國，而無台灣。在社會生活層面上，加油要到「中國石油公司」，只有在2000年時才出現「台塑公司」的「Formosa」加油站。另有「中國銀行」、「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時報」、「中國晚報」、「中國晨報」、「中國鋼鐵公司」等不一而足；大街小巷的道路名稱，幾乎都是中國各大城市的名字，上海路、天津街、迪化街、西藏路、瀋陽路、………，少見有台灣本土的道路名稱；讓大家耳濡目染，長久浸浴在「中國」中，「勿忘在莒」，更處處可見。機場港口出入境要檢驗的是Chinese Passport 而非Taiwanese Passport。與學校教育有直接關係的，是要台灣人悉數都自稱是中國人，祖籍一定要與中國有關；並且透過許多教育方式，把台灣學生完全變成中國化。

「青海青，黃河黃」、「長城萬里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蘇武牧羊」、岳飛「滿江紅」，更是受過黨化教育的師生耳熟能詳的歌曲。直到二十一世紀了，台東師院附小的校歌頭一句，是「我們是新中國的小主人」。「中國童子軍」是任何一位小朋友都要加入的，該組織也有歌，歌詞是「中國童子軍、童子軍、童子軍！我們、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消滅台灣意識，只存在中國意識，這種政治要求，使得台灣教育要本土化簡直難如登天。禁止使用台語作為教學媒介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台灣的整個文化環境，似乎無「台灣」，只有「大陸」。草山更名為「陽明山」，王陽明從未到過台灣，台灣最漂亮山之一，竟然以他命名。街頭巷尾的商店招牌、公司行號，咸少以「本土」取名的。至於大陸各省著名的小吃店（如湘菜館）、洗衣店、同鄉會更是琳瑯滿目。此種用意，在在提醒國民「我不是歸人，我只是過客」。千萬別忘懷祖國，台灣不是故鄉，寶島並非久居之地。錦繡山河等待吾人去收拾。「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地方」。 

史學的研究，以史學教學為例，始自日本治台時期的大學。當時的大學只有一個，即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開課的「國文」，是日文，歷史也以「日本史」為主軸，並列有「南洋史」，以配合政治上的南進政策，台灣史也列為重點之一，但重視田野調查、人類學、及考古學；「中國史」更稱為「支那史」，屬於「外國史」，歐美史通稱「西洋史」，以與「東洋史」對稱。當時大清帝國保皇黨學者梁啟超來台，支持台灣人之日化運動（同化會）；連橫寫的《台灣通史》，依中國《史記》一書體例，充滿古老的帝國風；日本總督官下村宏在該書序言上稱為「支那之亞流」，誠為不虛。

日本退出台灣之後，中國國民黨據台，所有歷史教學，全然變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教育」的工具，以遂行其反共抗俄的思想手段。即令到了1997年，統編本的國立編譯館國中「歷史」，課本主編熊秉真及李國祈校訂所提的編輯大意，仍強調「本國史除敘述中華民族的演進，疆域的變遷，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外、尤其強調悠久的歷史和民族文化的融合，藉以增強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愫與團結合作的精神；並認識民族的傳統精神，國民的地位與責任。」台大的歷史學系，南洋史停開，台灣史由喊過日本天皇萬歲的楊雲萍取代日本學者立石鐵臣，但楊每次教課，只講述到明朝即已到期末考，隻字不提台灣的近代及現代史。傅斯年校長也以漢族沙文主義筆法寫滿州史直言滿州自古即屬中國，因之反對滿州國之獨立。傅如生活於現代，也有可能極力反對台灣獨立建國。 

當年劉銘傳的「開疆撫蕃，興業殖民」，頗有落根台灣的打算；但1970’s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大中國情懷的詩人鄭愁予在＜錯誤＞一詩中有名句：「我不是歸人，我是過客」，正足以描述在台的中國人之心境。雖是過客，卻是乞丐趕廟公；在台吃香喝辣，當主人，視台灣人為次等國民。陳之藩的《劍河倒影》及《在春風裡》，也彰顯出他那種「失根的蘭花」性格；他們的歸處是美國或歐洲，當時中國是「赤色地獄」，他們也不敢「不如歸去」。其實，他們不願回「故鄉」，但也不把台灣當成「故鄉」。一位老立法委員吳延環，筆名為「誓還」；台大歷史學系林瑞翰教授寫關於岳飛時，用「跋扈」二字，引來「誓還」之指責，林教授竟然也在淫威之下屈服。

　台灣本土意識堅強者高唱台灣本是美麗島，但是大陸籍人士並不作如是觀。第一位土生土長榮獲諾貝爾獎的李遠哲博士說：『在某些外省人的眼光裡，台灣還是花不香鳥不鳴、男無情、女無義的地方，意思就是台灣人很差勁……….，很多外省人看不起台灣人……』。 就如同柏楊所說：「中國人最會互相排擠…..，如果中國人當老闆的，對待中國部屬也最苛…..中國人最拿手的本領就是欺負自己人。」 日本人虐待台灣人，台灣人還可忍耐！因為台灣人的潛在意識本來就不甘願作日本人；但如果中國人也蔑視台灣人，這看在自認是中國人的台灣人眼中，是一種奇恥大辱—連自己人都欺負。到頭來難免會使台灣人醒覺：啊！原來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而他們才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這種「台灣意識」，國民黨是如芒在背的；國府對待懷有台灣意識的人更苛於匪諜或共產黨徒。學校教育過程中，「台灣」只不過一筆帶過，只把它當成一個地理名詞；在政治外交用語上絕對不可用「台灣」，而以「中華民國」代之，教科書的編寫，有關台灣地理及歷史只是幾行字的點綴而已，龍應台如此感嘆的寫著：
我手中的小學社會課本一共有十二冊，每冊平均一百頁，總共是一千兩百頁左右。社會課本開宗明義的指出兩個宗旨，一是讓我們的下一代了解中國的歷史淵源，二是使他們了解我們的「生活環境」。綜觀這十二冊，我發覺台灣基本上被當作中國華南地區的一個省份來處理，它所佔的比例可想而知。真正專注於講解「台灣」的，在一千兩百頁中只有三十多頁—如果整個十二冊的宗旨在讓孩子們了解他的「生活環境」，為什麼這個「生活環境」只佔四十分之一呢？

而這寶貴的三十多頁又是怎樣的來描寫台灣呢？它所強調的主題是：台灣是復興基地。…..它是軍事的…..買戰鬥機比建精神療養院重要。…..它是暫時的，只是一個「基地」而已，不是安身立命生於斯死於斯的家園。

台灣，就是這樣一個地方；我們的社會課本這樣教我們的孩子。怎麼能怪我這個「外省孩子」不把台灣當回事呢？怎麼能怪淡水的居民不了解台灣呢？
…..不管今後的政治走向如何，我們一定要開始建立「台灣意識」，簡單的說，全心全意的重視台灣。了解我們的歷史淵源固然重要…..可是我們活生生的「生活環境」—台灣，絕對不能夠只是一千兩百頁之中的三十頁。

要建立「台灣意識」，首先，教科書必須全面的改寫，告訴下一代台灣不「僅只」是個復興基地，她也是個有歷史、有文化、有長久的未來，需要細心經營的「家」。歷史老師不只告訴小孩們玄武門事變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還要帶著小學生去看卑南遺物，走草嶺古道。地理老師不只告訴小孩子青海高原的氣候如何，更重要的是領小孩子們坐阿里山的小火車，觀察在哪一氣候有哪種植物。講解宗教時，老師不僅只談書本的儒、道、釋，他還要帶小孩子們到廟裡去，在香煙裊裊中告訴孩子們媽祖、土地公、七爺、八爺、城隍爺，究竟是怎麼回事。 

要台灣人民心中沒有台灣，只有中國，最狠的一招，就是命令各級學校學生填寫祖籍，不管多少代，一定要自認是來自「中國」。國府一再宣稱消除省籍觀念，骨子裡卻儘在幹仇視台灣人的措施。幸而一九八六年開始，規定身分證只寫「出生地」即可。但學生資料中卻仍要學生不要忘了「你來自海峽的那一邊」。
一九八七年大專聯考「中外地理」共四十二題中，有關台灣的只四題，而惡劣至極的是「中外歷史」科共三十二題中有關台灣的只有一題，在考試領導教學甚為嚴重的台灣四十年教育，出題方向無視「台灣」囂張到如此地步，教育那能「紮根」？

即令中國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有天險壯觀的長江三峽，有廣大無際的大沙漠，有長江、黃河，有萬里長城…...，但學生無法親歷其境，只好望圖興嘆！學生印象也相當模糊。但台灣也有墾丁的珊瑚、有玉山的雄偉、有橫貫公路的綺麗風光…..，教材為何捨近求遠呢？「大中國主義」在作祟而已。

教科書教材的選擇，清一色是中國的，台灣的部分如有，也是佔的比例少得可憐。即令到了二十世紀末年時，國小六年級「國語」科出現有江南風光、採蓮謠、驪山烽火、張劭、青海青、敕勅歌、萬里長城、張騫通西域、容閎、朱舜水等單元。國中歷史共48章，台灣史11章，5,962字，佔4%；中國史24章，78,881字，佔52.9%；外國史共13章，64,189字，佔43.1%。高中歷史共47章，台灣史9章，10,560字，佔4.1%；中國史29章，168,269字，佔65.6%，外國史9章，92,339字，佔45.5%。台灣史中更「牽強附會」的強調台灣與中國是不可分的地域。這是中國國民黨統治末期台灣意識較高的時候之現象；至於早期，台灣教材之被中國凌虐，實在更慘不忍睹。更為奇怪的是，即令到了2001年的全國性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中「國文」一科的試題內容，也造成國中生對台灣的土地及人民產生迷失、無根、與冷漠，全部四十六道題目，無一涉及台灣文學；二十個典故人名，有曾國藩、顏回、嫦娥、屈原、曹操、唐太宗、桀、紂、居禮夫人、愛因斯坦，有中國的，也有西洋的，就是沒有台灣。

學術界也有此種現象，退守台灣時，的確從中國轉移到台灣一些國際性的名學者，如胡適、傅斯年等；其後「中國籍」（但卻是華裔美籍）的學者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榮獲世界學術上最高榮譽的諾貝爾獎。一時「中國」學者趾高氣揚。學界也認為在台灣作學術研究沒麼前途，他們不願忘情於大陸故土，她們不屑於研究「台灣」這小地方，他們認同大陸社會，台灣社會對他們而言，並沒有深厚的「鄉土感」。 但是令「中國」學者瞠目咋舌的是一位土生土長道道地地的「台灣人」，新竹的李遠哲博士，卻在外省人與台灣人同在台灣接受相同教育狀況下領先外省人而首獲「台灣籍」的諾貝爾化學獎。台灣人因此揚眉吐氣，前三位諾貝爾獎得主都在大陸出生，也接受大陸教育（丁教授也在台灣受高中教育），只有李遠哲博士自己認同作個「台灣人」，誰說「台灣人」沒人才？只是人才被壓抑被埋沒而已！

教科書中有關「台灣」的部分少得可憐！國文課本中所選用的作者籍貫屬台灣的更屬少之又少，台灣沒作家嗎？台灣籍作家早就名聞遐邇。令人覺得詭異的是大學中文系也很少有關台灣文學的課，倒是香港、日本、美國甚至中共研究「台灣文學」甚為熱門。教材中偶一涉及「台灣」，並非因其具有「台灣意識」或「本土意識」而選（反而甚受排斥），而是內容中有濃厚的「中國意識」，這才符合「國策」。台灣也有不少御用的文人呢！

「中國」二字之使用，時間並不長。自中華民國於1912年立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取代中華民國而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後，兩個簡稱為「中國」的政權，一再透過教育來教導所有的華人都是「中國人」。其實從史上來看，古籍中的「中國」，不是政權或國家的概念，而是指「中原」或「京師所在地。」19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清國留學生部」中，來自清國的62名留學生在填寫自己的國籍時，寫「支那」者18人，寫「中國」或「中華」者只7人，其餘的25人不知如何寫。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況且如此，更不用說廣大文盲的「中國」人。

過去的朝代，國名是「大清帝國」、「大明帝國」、「大理國」、「大元帝國」等，少言及「中國」。中國國民黨既以「中國」作黨名，又擔心台灣與中國分裂，乃處心積慮的進行大中國教育，使台灣人自認是中國人；從消滅台語開始，來進行濃烈的政治灌輸及洗腦教育。

中國國民黨如此用心良苦的消滅台灣意識，高張中國意識大旗，導致台灣學生產生大中國情懷，他（她）們無視於中國國民黨之「反攻大陸」、「消滅萬惡共匪」之口號，竟然心底下鍾情於「共產政權」。這當中最為戲劇化的一幕劇，就是1979年台大學生林毅夫的「叛逃事件」。林毅夫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卻在當「軍官」時背離中國國民黨而去，至今（2003年）仍被在台灣的政府下令通緝。

林毅夫是宜蘭人，就讀台大農工系，卻「投筆從戎」，轉入陸軍軍官學校就讀，時為1972年。但1979年藉巡防金門時，卻游水入中國投共，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高級經濟顧問，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也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其妻陳雲英，木柵人，擔任北京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特殊教育室主任（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業）。這對中國國民黨的反共愛國精神教育，又是一大諷刺。 

台灣特有的地質、氣候、山林、河海、風俗、習慣、語言、及文化、其中山地文化更不可忽視。在當今世界學術朝多元發展且注重本土文化之際，台灣的教育實不應再好高騖遠，而應落根於台灣本土上。借用西方唯實論英儒穆爾卡斯特（R.Mulcaster,1531-1611）之名言：我愛義大利，但更愛英格蘭；我喜歡羅馬，但更喜歡倫敦；我說拉丁語，但更愛說英語，筆者改為：
我愛中國，但更愛台灣；
我喜歡南京，但更喜歡台北；
我說北京話，但更愛說台灣話。

教材應有更高的比例描述台灣的風土人情，丁字褲、豐年祭等都應該研究，更重要的是「台灣意識」要在觀念中建立起來。

學校教育遠落在時潮之後。其實，台灣的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各層面，本土化運動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只是學校教育界如同瞎子一般的置若罔聞。政治大學尉天聰教授來自江蘇是流亡學生，認識楊逵及陳映真；讀了前者的《送報伕》及呂赫若的《牛車》後，驚覺到台灣文學作品意境之高不下於世界及中國的文學作品。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來自台南縣北門鄉極為偏僻地方（近南鯤鯓）的一位台灣素人畫家洪通，本其自然毫未受過學院派美術洗禮的天生繪畫本能，在台北市美國新聞處開畫展，在《中國時報》由高信疆負責「人間副刊」的隆重報導下，洪通畫展盛況空前，排隊參觀者擠滿了會場。在法國的陳錦芳在《雄獅美術》的＜洪通專輯＞中說，洪通是台灣的盧梭。台灣本土意識的高漲，卻湧不進課堂內，真是台灣教育的悲哀！ 

基於上述，教改萬言書或教改諮議書，洋洋數萬或數十萬字，涉及「台灣心」教育者，出奇的少，讓人懷疑教改是否在「台灣」進行。

教育的層面非常廣且內容複雜，粗略可以分政策（方向）面及技術面（方法）。就前者而言，世界上無一地區或國家的教育那麼的罔顧該地區或國家的教材，此種錯誤現象，只有存在於台灣，這是台灣人民及師生的不幸，台灣數百年來沒有台灣教育的主體性，且偏離正軌非常嚴重，教改應該痛改前非。但是教改在這方面似乎乏善可陳，不僅隻字不提，且視之為次要之事，卻把教育的技術面列為教改焦點，其實放眼教育史上的教育改革，這是最艱鉅的工程，且也少有定論。舉例來說，國中小要協同教學，光是此一議題，在真正實施時就困難重重，更免談如何減少升學壓力、多元入學、或掃除體罰了。教改諸君找這種棘手問題作為教改對象，智慧與能力也不可能高人一等，因為全球教育先進國家也為這些議題焦頭爛額，正保證教改註定毀譽參半，且何者為正何者為誤，每多見仁見智。唯有「台灣心」的培育，應是可以有共識的教育方向，如對台灣心還持反對者，必是台灣的敗類。教改委員，不此之圖，真是匪夷所思！